据原国务委员王芳的回忆，毛主席一生来杭州44次，最多时一年就来过5次。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是1953年底，我有幸在王芳的领导下参与了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的警卫工作。
打牢警卫工作的基础
1952年，经过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潜伏在杭州市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特务据点基本被肃清。杭州市公安局将迎接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到杭州的警卫安保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公安战线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干部，特别是缺乏党员身份、忠实可靠、富有警卫工作经验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干部。为此，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方面招收大批工农分子和进步学生充实公安干警队伍，以逐步替换留用的旧警察;一方面开办杭州市人民警察培训班（后改为浙江省公安干部学校），培养自己的业务骨干。
有了可靠的人员基础后，市公安局成立了两支安保队伍，一支是侦察情报队，归张世祥、邬家箴领导的侦保处（后改为政保处）负责;另一支是便衣保卫队，归易成铸领导的警卫处（后改为交际处）负责。
1952年11月，王芳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为了给人民群众创建一个安全、祥和、优美的休闲环境，也为了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来杭州时的绝对安全，他对杭州市的公安工作提出了“打扫院子，迎接客人”的明确要求。为此，我们对相关地域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排查，分析研究了杭州警卫工作的形势和特点，明确了工作的基本方向，采取了相应的安保措施。经调查，当时杭州全市有各种寺庙500余处，仅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其中部分和尚、住持、游僧及尼姑的历史背景复杂;各主要景点的商店、茶室、照相馆、旅社、餐馆、游船码头等旅游服务设施，解放前绝大部分被当地的恶霸、地痞、黑社会、官僚资本家和特务机关所把持，而我们为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安排的主要驻地刘庄、王庄、大华饭店等都在西湖景区内。为了坚决清除西湖地区的残渣余孽，全面开创杭州城内的治安新局面，尽快使其达到“清如水、明如镜、无死角、无隐患”的防范目标，省公安厅对杭州市的公安工作做了如下部署和调整：
1.1952年12月，在王芳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省市公安局”。将当时浙江省的警卫工作和外事接待工作结合起来，统一由“省市公安局”交际处负责，处长由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易成铸兼任。该处设立了“点线保卫科”，由我任科长。当时的杭州市政府还没有设旅游局和园林局，西湖景区内所有的宾馆、饭店、餐馆、商店、茶社、照相馆、书画苑、游船等旅游服务设施，都算“特种行业”，统一划归“点线保卫科”直接领导和监管。不久，鉴于西湖地区的特殊地位，省委决定由王芳兼任西湖区委第一书记，我被任命为西湖公安分局局长兼点线保卫科科长，主管西湖景区内的“职业保卫点”工作。张秉业为西湖分局副局长兼治安科科长，主管北山、玉泉、净慈、龙井、灵隐等地和西湖水上派出所，强化社会治安和特种户口管理工作。从市局侦察情报处选调侦察员王汝良担任西湖分局侦察科科长，负责加强西湖景区内的庙宇、饭店、旅社、街道等重点单位和区域的明察暗访工作，随时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武装匪特的破坏活动。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是浙江省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安保工作环境所形成的，也是公安战线上的一个创举。
2.西湖分局全面接管西湖景区内的全部“特种行业”（有些茶楼、饭庄是按照党的赎买政策有偿收归国营的）。通过审查甄别内部人员，清理了土匪恶霸、地痞流氓、反动党团骨干、黑社会帮派组织及反动会道门等成员近百人。
3.将西湖景区内所有的“特种行业”改造为西湖分局下辖的“职业保卫点”，所有留用的员工身份也改变为西湖分局的正式职工。这些“特种行业”一方面为社会服务，一方面监控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为了震慑和防止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对西湖各风景点及各个保卫网点的骚扰与破坏，经上级领导批准，西湖分局下辖所有“特种行业”的经营执照上，“老板”（现在叫法人）都换上了我的名字及单位名称。
西湖分局利用这些“特种行业”，在西湖景区内相继建立了200多个公安“职业保卫点”。这些网点，不但是我们强化安保工作的眼线和前沿阵地，也要照常对外经营服务，照章纳税。既然以做买卖为掩护，就会有收入。为此，西湖分局还专门设立一个财会办公室，所有网点每天的经营收入都要按时上缴。解放初期，党政机关缺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当时上级只给配备了一个会计，没有合适的女同志担任出纳工作（部队上的女同志少）。后经组织批准，将我爱人刘永亭由市公安局秘书处调至西湖分局当出纳员。她当出纳员后，经常一个人身穿解放军的军装（当时公安干警还没有配发专门的制服），骑自行车行走在西湖景区内，将各网点的经营钱款装在一个麻袋中，再送交市财政局。我从她的日常工作中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各个“职业保卫点”的治安和经营情况。同时，一个女同志每天有规律地骑车带着一麻袋钱，单独往来于各景点间竟无一次遇到意外，也反映出西湖景区内的治安工作已经很有成效。
为了充实安保力量，我们还从省公安干校培训出来的一批忠诚可靠的复员军人、工农分子和当地职工中选拔出积极分子，派入各个“职业保卫点”担任领导。记得当时各网点的负责同志有：楼外楼饭庄的姜松龄、蒋水根;太和园餐馆的乐永昌;天外天饭庄的章金堂;西湖饭店的张究天;杭州酒家的吴蛟林、邓铁;大华照相馆的周磊君等。以茶室、商店为掩护的网点负责人有：平湖秋月景区的王仁谋、三潭印月景区的王德元、灵隐寺景区的徐恒聪、黄龙洞景区的封耀松、九溪十八涧景区的丁吾庄、放鹤亭景区的陆方华、双照亭景区的朱世林、岳坟景区的迟在正、玉泉寺景区的傅宝云、龙井景区的钱兰丁、虎跑景区的祁长德、烟霞洞景区的高文华、六和塔景区的张守楷、丁家山景区的吕文德、六公园景区的孙云祥、玉皇山景区的郑世庭等人（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网点负责同志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
在王芳的直接领导下，西湖景区的安保工作最终实现了星罗棋布、点线联网全覆盖，采用以警卫与安保“内紧外松”相结合;公开震慑与秘密监视相结合;线路布岗与点站布控相结合;职业掩护与民警巡查相结合;专业力量和群众协防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展开，为确保杭州重点地区、重点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确定警卫工作方案
1953年12月，终于盼到了毛主席要来杭州的消息，我和同事们的心情一样，兴奋之余还有些忐忑不安。警卫工作无小事，我们一遍遍地仔细研究制订警卫方案，认真细致地巡查西湖景区的各个保卫网点，生怕因一时疏漏发生意外。
毛主席来杭州时，会被安排在西湖景区的刘庄下榻。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西里湖的丁家山下，是晚清广东举人刘学洵耗巨资购建的一处庄园，占地约30多亩。解放初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没收后划归铁路部门使用，主席来杭前临时腾出作为接待用房（现在已改建成西湖国宾馆）。刘庄三面环水，形似半岛。东面，与它隔湖相望的是苏堤，过了苏堤便是西湖。西面横贯一条杨公堤马路，进出刘庄只有两条小马路与其相接。这里环境优雅，景色秀丽，是个很好的休闲之地。然而，将刘庄作为毛主席的下榻之处，不单是考虑这里的湖光山色更胜一筹，主要是其附近居民为数不多，且周边的地形便于我们警戒布防。
当时省委研究的警卫工作方案为：毛主席在杭州的驻地警卫和接待工作由王芳统一指挥，市局交际处处长易成铸负责刘庄驻地的警卫工作。由于当时我还兼任交际处二科（警卫科）副科长之职，王芳将我调入刘庄直接参与对主席的警卫任务。他还分配二科警卫干事纪希义、王维秀等同志协助我具体负责主席在杭州外出时的警卫工作;同时选调二科的汪龙和、孙恭莆担任主席的服务随员;再让我选调一名厨师到主席小灶上帮厨。另外从便衣保卫队中抽调部分骨干人员，由队长曹焕林、黄平负责其他中央首长的随身警卫和驻地安保工作，同时还要在首长们外出时提前派出警卫人员控制交通要道、桥梁、涵洞和制高点等。有关物资供给等后勤保障工作由交际处总务科的叶勃新、乔宜亭负责。
为了解决通讯联络问题，经王芳批准，给所有的“职业保卫点”安装了电话，并给我们西湖分局“点线保卫科”增设了通讯报话台，由交际处的常福庆主管，并配备了经有关专家新近研制的“超短波”报话机（此项设备当时并不过关，主席第二次来杭州时才投入使用）。
为了给毛主席选调一名政治可靠、厨艺高超的厨师，我几乎跑遍了西湖分局管辖的所有饭店、饭庄和餐馆，终于在岳坟景区的楼外楼饭庄选中了韩阿富。韩师傅出身贫苦，为人忠厚老实，菜烧得也很出色，特别是他的“西湖醋鱼、糖醋排骨、叫花鸡”等，堪称上品菜肴。将他调到刘庄给毛主席小灶帮厨后，主席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从此不再以吃湖南菜为主而开始吃浙江菜了。
杭州的冬天十分寒冷，经常会下大雪，西湖上有时也会结冰。当时南方的室内没有暖气设备，为了解决毛主席来杭时的取暖问题，王芳在事先请示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后，提前从北京运来一批铸铁炉子和烟囱，安装在刘庄的各个房间内。可我们没有人会生这种炉子，为了找个政治上可靠的炉火工，只好从杭州警备区的部队里选拔。但当时部队中农村兵、解放兵（俘虏）多，而会生炉子的北方城市兵少，最后有个营职副教导员承担了这份工作。主席来时，每天由他负责一家一户地生火炉。
毛主席一行来杭州的几处重要住所有刘庄、南山路113号、北山路84号和大华饭店等，这些驻地的外围警卫由杭州警备区的部队承担。而主席下榻的刘庄，则由张耀祠带来的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一中队的战士（全是连排级干部）负责站岗放哨。
毛主席一行人分乘三列火车同时到达。前导车主要是警卫部队乘坐，第二趟为主席的专列，后卫列车上除了部分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外，还装载着其他物资设备及主席的一辆吉斯防弹轿车和另外两辆吉姆、别克小轿车。专列被安排停靠在杭州市郊笕桥镇附近的一处铁路支线上，王芳已安排杭州铁路公安处的同志提前检查并且控制了这段铁路支线。
担任毛主席的警卫随员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刚好过完他的60大寿。主席一贯反对为他祝寿，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意将自己的生日安排在火车上度过。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目的是在西湖边上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次他在杭州住了78天。我作为主席在杭州外出活动时的警卫随员之一，经常伴随在他左右。
毛主席及其家人住进刘庄，陪他同住的有汪东兴、张耀祠等北京来的部分警卫和相关工作人员。我们市局交际处的警卫人员随王芳也住在这里。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曾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住北山路84号院30号楼，这是汤恩伯的别墅。别墅前有一排平房，作为主席办公的地方。临时来杭向主席汇报工作的其他中央首长住南山路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乘车去北山路84号办公。每次出发王芳都带着我们几个警卫随员一同前往。从刘庄外的杨公堤路到北山路沿途都是西湖分局的辖区，行前我都做了警戒和布控。主席在杭州时，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负责。他每天都要与主席通话，重大事情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对他们到来时的警卫工作，王芳也做了安排，主要是交际处一科的同志负责。
毛主席在杭州时，除了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且先后外出视察了浙江省的萧山、诸暨、新登、德清、绍兴等县的农业社，还考察过杭州梅家坞龙井茶园和钱江果园等。主席每到一地都要和社队干部及普通农民谈话，调查了解基层情况。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让主席戴着口罩与群众见面，这也是无奈之举，主席不大认同这种做法，有时会摘了口罩和农民聊家常。好在那时刚解放不久，又没有电视，普通群众认识主席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个大干部，没想到会是毛主席。
毛主席在杭州每次外出都乘坐他从北京带来的那辆苏制七座吉斯防弹车，这辆车的爬山性能极好，只是底盘沉跑不快。该车由警卫局交通科科长周西林驾驶，他在延安时就给主席开过车。主席临走时，罗瑞卿、汪东兴考虑到主席还会再来浙江，就把这辆车留在了杭州。王芳将这辆车的保管工作交给了他的驾驶员宋文祥。淮海战役前，我在山东兵团保卫部给王芳当秘书时，宋文祥曾是他的骑兵警卫员。部队进城后，宋文祥学会了驾驶技术，成了王芳的专职司机。后来，主席再来杭州时就不带专车司机了，由宋文祥和另一位司机负责给他开车。
毛主席在杭州时经常工作到深夜。由于睡眠不好，主席保健组的周大夫曾建议他改变一下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里办公的习惯，多出去走走、爬爬山可能效果会好些。主席采纳了周大夫的意见，曾兴致勃勃地爬过五云山、北高峰、玉皇山、保俶山、狮子峰、城隍山、北山、天竺山和莫干山等，在杭期间几乎爬遍了市内所有的山。他对杭州的自然风光情有独钟，每星期都要出去爬山锻炼，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每次回来他都感到兴奋、舒服，而且对去过的地方都会有一番赞叹，甚至多次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怀。
毛主席到杭州后不久就去攀登五云山。五云山在杭州城的西南，钱塘江的北岸，海拔400多米。这里山峦起伏，群峰叠翠，风景宜人。王芳带领我们一起陪毛主席登山，同行的还有汪东兴、叶子龙、毛崇横、李银桥、孙勇、侯波、周大夫等北京来的部分同志。车队直接开到五云山下，主席上山后汽车转道去灵隐寺方向的天竺山下等候。爬山时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随手在路旁的竹林里捡了根竹竿递给他。从此，只要主席去爬山，都要带着这根竹竿。后来主席将这根竹竿带回了北京，爬香山、玉泉山和游览十三陵时也手不离竿。这根被主席把玩的油光锃亮的竹竿，几乎伴随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次，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到北戴河会见毛主席，看见他从联峰山下来时手里拄的这根竹竿，就向他讨要留作纪念。没想到主席恋旧，竟没舍得送给胡志明。
毛主席爬的五云山，属西湖分局管辖的范围，事前我已经做了布控。那里的游人稀少，山上山下都被公安干警清理干净，主席上山时几乎看不到行人。登上五云山后，在山顶的真际寺门前，主席主动提出要和大家合影。当时我们有纪律，不能随意要求和首长照相，因此主席一提议，大家都很高兴。于是由侯波给大家拍了照，那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被我保存着。
毛主席爬山时随意性很大，经常不按我们事前安排的线路走。他曾对王芳说过：“我从不愿走回头路。”这常常给我们的警卫工作造成被动局面。记得一次主席在北山路84号办公后，下午就近去爬保俶山，看完保俶塔后应该沿着山上的小路经初阳台、紫云洞、栖霞岭下山，在岳坟附近上车回刘庄。不想他走到半路却转道从保俶山背后的黄龙洞方向下山了，这可急坏了王芳，他立刻命令我和孙恭莆两人去岳坟调车。我和小孙在山路上高一脚矮一脚地奔跑着，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后来小孙实在跑不动了，我只好把他丢在山上，独自一人跑下山去。见到主席司机周西林等人说明情况后，立即带车队绕道驶向黄龙洞。到了黄龙洞景区山门外，未见主席一行出来，急忙进去寻找。黄龙洞茶室也是西湖分局的一个“职业保卫点”，当我找到主席一行时，看见王芳等人在茶室陪着主席喝茶呢，负责这个保卫点的封耀松忙前忙后地正在为大家倒茶。几年后，小封也被调到中南海当了主席身边的卫士。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曾经三上北高峰，每次都是从不同的地方爬上去，再从其他方向下山。北高峰是杭州的制高点，在上面看西湖和杭州城视野开阔，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所以主席总想爬此山。但北高峰道路崎岖，上山的石板路面破损严重，且树木稀少，杂草丛生，比较荒僻。为了保障主席的绝对安全，每次上山前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布置。事前派民警将上山的三条道路全部封锁，除了禁止游人上山外，还以演习、开会为名，疏散了山路两侧所有的居民、和尚、闲杂人员等。解放初期，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拥护共产党，只要是政府出面组织的事没有不服从的。这样一来，主席上山时所到之处门可罗雀，使一向喜欢接近群众的他有些不高兴了。一天下午，主席爬北高峰时看见路边的农舍家家门前落锁，就一声不吭地只顾向前走。下山时坐在一棵大松树下休息，忽然从一处农舍里跑出一只大公鸡，挺胸昂头地径直走到主席身边，咕咕地叫个不停。看见这只大公鸡，主席笑了，对王芳说：“王厅长，看来你只管住了这里的老百姓，却没有管住这只大公鸡呀。我们到这里来，没有群众欢迎，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哩！”虽说是句笑谈，但大家都听出了他是对我们的警卫工作提出批评。
那次爬北高峰回来后，毛主席即兴赋诗一首，并将此诗交给王芳看，搞得王芳很紧张。他拿着主席的诗词，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几个看了主席写的《五律・看山》，诗中写道：“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据王芳的分析，主席说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几番所到之处，看不见杭州的老百姓。飞凤亭和桃花岭这些旅游景点也不见游客，让他只能是“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佳人指的是西施，这里比作西湖。特别是最后那半句“欢迎有晚鹰”，“晚鹰”指的就是那只大公鸡。大家听后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对他说：“像北高峰这样荒僻的地方，不控制绝对不行。主席批评咱们，咱们可以作检讨，可一旦出了事，咱们连检讨的机会都没有了。”王芳也赞同我的意见，随后对我说：“下次安排主席去玉皇山，你们先拿出个方案来。”玉皇山夹在杭州城和西湖之间，南面紧邻钱塘江，是个市内比较热闹的去处，白天上山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安排主席上午10点以后上山，这样，遛早的市民大都已经下山了。山上的素菜馆是我们的“职业保卫点”，可安排主席中午在山上吃饭。再抽调部分便衣保卫队的同志提前上山，一面执勤，一面“游览”，和其他游客融在一起便于控制现场。主席一上山，即刻派民警封锁上山的道路，准下不准上。另外，玉皇山的道路没有台阶，坡度较大不太好爬，可就近从警备区抽调两匹马来备用。王芳听了我汇报的方案，觉得可行，就批准了。
这一天，我们一起陪毛主席上玉皇山。走不多远，主席发现后面跟着两匹马，向王芳问明原因后说：“我是来爬山的，不需要骑马。”让两个战士把马牵回去了。上山后见有许多游客在此观光游玩，主席很高兴，就主动上前和一些群众打起招呼。大家见到毛主席来了，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中午在山上的素菜馆吃饭，上菜时主席一看，有许多鸡鸭鱼肉，就一脸严肃地对王芳说：“不是说吃素菜吗，怎么又上荤菜呢？”王芳连忙解释：“这些都是用豆制品和面筋做的，样子像鸡、像鱼，但的确都是素食。”主席一听，很有兴趣地品尝起来。这次主席吃得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这里的饭菜做得好。从那以后，主席再到其他地方考察参观时，我们大都是这样做的。
1954年3月14日，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毛主席回北京。后来，我们这些曾为毛主席服务的同志中有十几个被陆续调到中南海，继续为毛主席服务，其中有当厨师的韩阿富、当卫士的封耀松、当服务员的钱水桃、当理发员的周福明等人。我也于当年的9月28日到中南海报到，此后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一干就是14年。（责任编辑 王 兵）（作者系中直管理局原副局长，曾任毛泽东的卫士长）